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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9日 尋找「第三條路」 筆者日前提出本土認同不一定進步(9月24日本版)，有幸獲梁文道於周四(9月27日《明報》「筆陣」)回應，謂本土認同也不一定保守。這本來只是銅板兩面的問題，並不存在必然矛盾。然而他同時提出在社區就要淪亡消逝之際，如果還要去討論本質主義的問題，則「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卻有需要商榷之處。梁文道認為要討論現時香港的本土論述，必須落實在具體的時空之中。筆者是媒體中的後輩，先前的文章沒有足夠的篇幅討論，希望今天能進一步闡釋。 正正為了有效地反抗土地開發主義，幫助那些面對迫切生存問題的社群，本土認同被本質化的問題才不能放下。本質化的不足並非單純而抽空的學術議論，更是個抗爭手段的實際問題。 舉個例，灣仔的街坊提倡其地方特色和社區網絡，確實指出了市區重建局提出的重建計劃的不足。然而當同一個論述來到了觀塘，便立即顯得困難重重了。市建局在灣仔吃過苦頭後，懂得在觀塘重建的諮詢會議中確保有支持的聲音，由渴望獲得賠償的業主高調表態支持重建計劃。在此，依靠單一價值來營造身分想像的內向式本土認同，便難以在公眾的眼中建立說服力。與此同時，其他同樣重要的異見卻被湮沒，最終苦了的是我們要幫助的邊緣社群。 又例如最近的西九龍文化區諮詢，政府提出的方案固然有所不足，反對聲音的乏力卻同樣叫人失望。本土行動按照其舊區的空間想像，要求文化區變成一個可讓九龍西居民便捷到達的公園。然而只要拿出比例尺在地圖上一算，從油麻地果欄到文化區入口的距離為1000多公尺，挑戰了老年人的徒步活動半徑。如是者，本土行動的建議對附近九龍站豪宅業主的好處，竟遠比對舊區居民的要大。在此，從「西九龍是屬於庶民的」這必然價值而來的建議，諷刺地對其反抗的豪宅樓市可能有利。 筆者認為這些例子並非個別問題，而是現今本土論述有欠開放的結果。因為本質化的定義必然是片面的，所以特別容易被挑戰和分化。如以「容易為人領會」為理由，使用一些過度簡化的意像與符號，結果未必對邊緣社群有利，反而會讓日漸熟識政治公關之道的政權所輕易擊破。當以歌頌文化特色為主調的本土論述能被輕易地評為一廂情願，背後的社會問題便容易被輿論所遺忘。 現今本土論述有欠開放 因此，梁文道認為抗爭者因為目的不同，就可以使用跟當權派一樣的本質化論述，是相當危險的。這與「手段能否蓋過目的」之類的道德考量無關，而是當權派也很理解本質化的弱點，早就準備好如何應付。面對近期不斷被帶上公眾議程的本土認同問題，眼見目前的進路所暴露出來的弱點不斷被攻擊，則對之提出適時的質疑，該是任何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的應有之義。換個角度去想，如果提出對本質化的論調保持警醒也有可能變成當權者的幫兇，那麼提出可以被輕易被當權者否定甚至作弄的反對聲音，又該算是什麼呢？ 筆者對香港城市發展討論的期望很高，也寧願相信當中的有心人對自己都有所要求。筆者並不反抗所有的本土認同，然而經過近年來大大小小的城市抗爭，內向式的想像不足以說服公眾對抗主流已愈見明顯。開創有別於土地開發主義和其反作用力的城市發展論述，尋找一條開放、自省和包容的「第三條路」，實此其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