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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4日 「定義香港」的危險 張炳良教授日前於本版提出，近年來香港城市發展的討論是一場「定義香港」的論述旅程。筆者雖然樂意見到大眾對城市發展的議題變得關心，卻認為把這場討論放在「定義香港」的框架下是極為危險。過去由管治者就香港城市發展所寫的主流論述固然需要打破，但催生一個新的定義來取代舊的定義，卻不見得有任何好處。 在討論「定義香港」的問題之前，我們得先解拆何謂本土認同。對於人和地之間的情感，近代的人文地理學者曾作多方面的探討。英國的梅西教授(Doreen Massey)所寫的《全球的地方感應》，對今天香港城市發展所面對的困局極具參考價值。她說，本土認同不一定是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因為近代史中地方認同感最強烈的例子，其實是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舉個例，內地的憤青總會在日本隊比賽時狂喝倒彩，背後就是一種狹義的地方想像。憤青的行為不值得我們支持，背後是他們假設了某些地方擁有某些必然的內在特質，而其行動只不過是由此而來的病徵。梅西教授認為，如果一個地方的自我認同，是建基於對環境改變的反作用力，依靠某些(想像中)的內在歷史而確立的話，這個認同是內向的，而不可能是進步的。 從這角度去看九七以來的香港，可發現本土的標幟雖然已從過去教科書所述的「水深港闊」或「適應力強」過渡為「蛋撻」與「菠蘿油」，本質上卻仍然是一個對香港獨有內在特質的追求。也就是說，我們只是更換了所標榜的偉大符號，卻沒有質疑這些偉大符號是否應該存在。 回到城市發展的議論，香港主流的土地開發主義固然是霸道，卻不見得現時挑戰它的本土論述就更為開放。一篇又一篇的抗爭文宣告訴我們，露天市場必然地更有人情味，舊區小店才是「真正的香港」。文化界的朋友高呼舊區的消失等於香港被「消滅」，任何的商場都及不上街道的「港式風格」。這些說法雖然感人肺腑，邏輯上卻和《心繫家國》訴說毛筆書法就等於中華文化一樣，同樣是依靠缺乏驗證和以偏概全的例子，來激發公眾對某些地方的情感。 因此，筆者雖然同意我們有需要對香港現狀的反思與批判，也認同該要由對香港歷史的回憶與詮釋開始，卻認為必須同時對新一代就所謂「香港性」的捍衛，和任何所謂「新香港」的建立保持警剔。對香港的理解，我們該鼓勵新一代去參與，然而以建立新的定義來打倒舊的卻不見得有任何作用。 進步的地方認同的三個特點 要怎樣的地方認同才有意義？梅西教授認為，一個進步的地方認同該有三個特點： 1. 擁有多種而不是單一的身分； 2. 着重過程而非某一特定時空的凝結； 3. 拒絕任何明顯的內外分野界線。 放在香港的城市發展討論當中，我們要抗拒非黑即白的議論，就一定要同時抗拒任何本質化的定義。同一條街道或同一座的建築，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在這個基礎之上討論城市發展的路向，絕對值得鼓勵。然而如果任何一方把其觀點隨便上綱上線成為「香港意識」的代表，動不動就拉到身分政治之上，還強迫公器去執行其個別的認識和理解，則不可能稱為一場進步運動。 只有保持無條件的開放，才能尊重城市發展的多元，才能避免張炳良教授也同樣反對的「簡單化的是非正邪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