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報章評論 　錄像創作 　聯絡方法

2008年1月19日 城市爭端是否世代之爭？ 自從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等的城市發展爭端以來，政府當局愈來愈重視吸納年輕人走進其諮詢建制。雖然由年輕人主導是這些爭端的一個重要特點，筆者卻認為以年齡世代為重心的理解是過度簡化。如果不搞清楚這些爭端中所指的世代為何，則任何的吸納策略也是徒然。 在討論香港的世代之爭之前，筆者得先繞點路，談一談當代歐美城市研究的三個主要階段。 歐美學界中較具規模的城市研究，可由上世紀初的芝加哥學派開始談起。當時的學者相信通過有系統的社會和經濟現象分析，可以建立出城市形態的基礎模型。現時香港中學地理教科書中的同心圓和中地論，就源自這個時期的研究。 來到1960年代，社會科學中出現了「量化革命」，很多學者一窩蜂地湧去以統計模型來解釋城市現象，當中激進的甚至宣稱可以用簡單的數學程式來解釋城市人的生活。這種對科學客觀的完全信任，背後暗示經過精心計算的城市發展自然可以帶來美好生活。 到了1970年代以後，城市研究就進入了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面。馬克思學派批判經典基礎模型沒有考慮到城市中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結構矛盾，社會科學中的「文化轉向」引發城市議題中的象徵角色問題，過去的機械分析被來自不同流派的學者批評得體無完膚。近年還有從後現代主義出發的洛杉磯學派，擺明陣勢要為芝加哥學派修墳。 這些歐美城市研究的學術歷史和香港有何關係？筆者認為香港現時的城市爭端，除了以年齡世代的矛盾來理解，也可以上述理念世代的演進來理解。 現時無論是政界還是專業界的領袖，所來自的理念模範大多屬於上述的第一或第二階段。他們自己未必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們所堅持的工具理性原則，和以量化管理為本的認識方法，都和當年的學者同出一轍。 再看看各個城市發展爭端當中的抗爭者，他們熱中借用歐美的例子來批評香港的城市發展，所引用的觀點全數來自上述第三階段的評論。他們談以人為本，強調身分認同，重視社會建構權力，要為邊緣社群說話，這些都是第三階段對首兩階段的質疑。查看個別抗爭者在學時的修讀學科和指導教授，不難發現他們的其中一個共同背景，正是批判社會理論在香港高等學界的日漸普及。 如是者，現今的城市發展爭端並不是個別建築物興建或拆卸之爭，而是建制與抗爭者根本來自不同的理念模範，結果當然是「雞同鴨講」。 這兩個世代表面上以年齡劃分，實際上卻又相當模糊。首先，不少今天的社會賢達在學時也參與過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對學術界近三十年來的社會批判精神不可能一無所知。相反，既然當今中學課程所載的仍然是由同一套經典基礎模型出發，我們很難相信今天的青年領袖都必然地擁有與上一代不同的理念模範，他們也有可能是既有精英的複製載體。年齡世代和理念世代有相通的地方，卻並不對等。 既然當前的城市發展爭端並非純粹年齡世代之爭，則除非政府當局誠心誠意學習新時代的理念模範，否則就算在諮詢會議中安插多少個「青年才俊」，結果恐怕仍然會無補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