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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10日 從非洲扶貧到四川賑災 特區政府計劃籌集一百億港元協助四川災後重建，輿論都集中討論這個金額是否太多，又或會不會被貪官所瓜分。在我們面前的，是否純綷只是一個金錢的問題？環顧世界各地減災扶貧的例子，金錢似乎並非萬能。 如果單單是靠外來的捐款和專家便足夠的話，非洲的貧窮問題應該一早就解決了。回想一九八四年的埃塞俄比亞飢荒，可謂全球總動員賑災。歐美歌手大搞慈善演唱會，籌得的善款何嘗不是數以億計。就是我們所熟識的台灣慈善歌曲《明天會更好》，也是在同一個時代背景製作。 二十年過去了，埃塞俄比亞仍然貧窮，飢荒每隔數年就會來臨。雖然有過各式各樣的扶貧計劃，卻反而好像是越扶越貧，當中有些什麼教訓？學術界有二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任何從上而下的發展計劃都註定會失敗的。由政府發起的扶貧計劃，往往忽視個別社區的不同情况，無法掌握低下層的實際需要，結果忙了一場卻做不了實事。例如有外國專家就曾在非洲搞過農業機械化，雖然當地的農民根本不能負擔這些機械的運作。 更危險的情況，則是政府動用善款去加強對當地居民的控制和壓迫。回到埃塞俄比亞，當地政府曾經在災後強迫災民遷徙，美其名是要改善居民生活，實際上卻很可能是打壓異己的手段。有救援組織就表示強迫遷徙所引發的災難，比得上飢荒本身。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是宏觀的經濟結構阻礙了非洲的發展。有不少學者認為，發達國家的安逸生活，是建築於第三世界的苦難之上的。全球經濟結構的不公義，使到這些地方永遠沒有可能發展起上來。也就是說，你和我每天的消費享樂，才是非洲貧窮的元兇。 所以，要真正幫到災區的居民，改變很可能是要從我們所居住的地方做起。先前韓國農民在香港抗議世界貿易組織，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他們認為在國際貿易當中，存有壓制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回到四川地震的災後重建，如果從上述的兩種觀點出發，爭拗一百億到底足不足夠其實是捉錯用神。我們要問的，是重建的規劃過程會不會讓當地的老百姓參與，是整個中國的區域發展失衡要如何解決。而回答這兩條問題之前，又要先問一問香港的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有沒有上述的社會科學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