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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日 誰的西洋菜街？誰的參與發展？ 油尖旺區議會要求政府加強管理西洋菜街，有區議員指商業和社會團體的活動經常滋擾居民，使該處「陷入無政府狀態」，不排除要求取消行人專區。和近年來數之不盡的城市爭端一樣，行人專區的去留再次點出公眾參與城市發展的困難。 個人來說，筆者是行人專區的支持者，認為西洋菜街的生生不息，寬頻推銷員的走位搏殺，正是城市活力的展現。香港也需要西洋菜街作為空間實驗場，讓街頭表演者有容身之處，以保持城市發展的多元。 然而個別事件的取態，不能取代決策制度的確立。當想到該區議員是否有權決定西洋菜街的未來，則任何的決策者都會無可避免地陷入一個情理上的兩難。 如果要求「大局為重」，便等於要求旺角的居民要為全港市民的享樂付出代價。然而我們一旦同意全港的利益有權蓋過地區的利益，便等於推翻了其他以社區為本的城市抗爭。日後面對市區重建的霸權時，我們還能不能振振有詞地說社區應該擁有否決任何發展的權利？ 如果高呼「社區萬歲」，則必須尊重區內民選議員的選擇，儘管這選擇未必為全港普羅市民所認同。然而我們一旦把社區的權力推得比天高，便不可再為全港的需要作長遠規劃。現時許多區議員反對在區內興建公屋，免得拖低樓價的做法，便會成為金科玉律，低下階層將更難有棲身之所。 理想的方法，是期望不同的訴求可以互相體量。務實的方法，則該為何時該「大局為重」與何時該「社區萬歲」訂立準則。然而這條尺度政治的問題，和香港政治「何時一國、何時兩制」一樣，難有客觀標準。 這問題往往於「保家症候」(NIMBY)出現時至為突顯。保家症候是指社區居民對家園附近不受歡迎發展的一種抗拒情緒，在香港的最經典例子相信是90年代的麗晶花園抗爭。因為反對愛滋病診所的設立，某些居民於區內掛上歧視病人的標語，又在通往診所的通道設立「司令台」，對前往診所的醫生阻撓辱罵。儘管他們的抗爭方式值得批評，但背後對參與發展的堅持，卻和其他的城市爭端相通。 最近有將軍澳居民反對政府計劃擴建垃圾堆填區，後面又是一個保家症候的問題。將軍澳居民一直飽受堆填區的臭味滋擾，擴建堆填區的後果就是要個別地區的居民代替整個香港去承受其「公平分量」以外的廢物。從環境公義的角度出發，將軍澳居民的訴求肯定值得關注。然而要保證政府尊重這些訴求，卻又必須回到參與發展的問題。 作為個人，我們可以認為將軍澳的居民有權不為全港的垃圾問題犧牲，同時認為麗晶花園的居民無權拒絕面向全港的愛滋病診所進駐。但對於政府來說，卻不能因一時的喜惡而無視參與制度的完整。 可惜，政府現行的參與發展，似乎無視上述的種種問題，更把事情愈搞愈亂。以皇后碼頭的重置方案為例，可見現行的機制就是沒有機制。如果政府認為皇后碼頭只是中西區的事，交給中西區區議會就可以了；如果認為是全港的事，交給立法會就可以了。現時政府卻無厘頭地走去巡迴18區區議會諮詢，算是哪門子的把戲？按照相同邏輯，旺角行人專區的去留是否又要巡迴18區諮詢之後才能決定？如果以後全港的問題都照葫蘆畫瓢地交給區議會辦，立法會還要留下來幹什麼？ 筆者絕對認同現行的參與發展是千瘡百孔，但單靠增加參與不足以解決問題。民意從來不止一個，民意也不一定進步開明，最終該聽誰則往往由參與的方式所決定。任何城市爭端，無論是尖沙嘴天星碼頭總站應不應重建，或是灣仔交加街街市該如何活化，都必須連結到參與制度的設計來討論。 只要香港一天沒有一套公眾參與城市發展的完整制度，類似旺角行人專區的城市爭端還是會陸續有來，相關的政府部門也會永無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