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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3日 向六本木和清溪川學習？ 筆者早前到南韓首爾出席學術會議，有幸聽到城市學者西布斯基（Roman Cybriwsky）談他以東京六本木為題的新書。六本木對香港的意義，除了讓那些東京消費指南可以多寫兩頁之外，也是一個主流論述中的城市發展典範。去年初唐英年(相關)訪問日本時，便指六本木成功糅合文化藝術和市民生活，值得西九文化區借鏡。 新書的主題是建築與權力的體現，其中對六本木背後地產商森稔的批評不淺。筆者在發問環節提到香港政府偏愛六本木，西布斯基對此大感不惑。他說：「這計劃糟透了！它破壞了整個社區，怎可能拿來當學習對象？」 提到要向海外例子學習，到了首爾又怎能不遊清溪川？這條韓國政府耗資3億美元興建的綠化河道，已經成為各地爭相模仿的對象；九龍東的啟德河要變身清溪川，元朗明渠又要變身清溪川。學術界對清溪川生態價值的質疑暫且不提，眼見整條清溪川可以沒有一個「不准嬉水」的告示，也沒有一個管理員在巡邏，則不得不問一句：「香港如何學得來？」 特區10年有一怪病，就是事事要借用海外例子，不管這些例子應否當作正面教材，也不管是否適用於香港情况。無論是議員或官員，對出訪海外參觀各類城市建設均是樂此不疲。更不幸的，是這對借用海外例子追求，也傳染到監察政府的團體。 以中環灣仔繞道為例，環保團體的其中一個反對理由，是新建的道路總會引來更多車流，最終只會帶來更多污染。此一說法背後的假設，是社會對公路有龐大的潛在需求，並會在交通改善後便馬上浮現出來。這點在美國社會是合理的，因為當地每家每戶都有不止一輛汽車，一有機會便會開出來。同一假設在香港是否成立，似乎有待考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既要自稱全球都會，各路人馬爭相引用海外例子是可以理解的。筆者擔心的，是對海外例子的選擇引用變成了一種政治策略，也就是評論者刻意選擇對某一觀點有利的海外例子以作參考，用來強化其立場所預設的結論。 以藝術區發展的諮詢為例，一眾議員選擇去西班牙畢爾包看古根漢藝術館，而不是去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小酒吧欣賞地下棟篤笑表演，就已代表了對藝術和城市發展的一個批判價值分野。現正進行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把政策借鑑限制於亞洲城市的經驗，則被一些同行懷疑是否刻意忽略亞洲以外的前衛思維。 筆者搞地理研究，談的不僅是世界各國的風土人物，而是探求分析各地異同的角度和方法。引用海外例子的時候，如果不強調解讀的能力，則只會變成另一種的《瞬間看地球》，好像看到很多，其實什麼都看不到。說回六本木，雖然許多本地論者都對之稱讚有加，卻鮮有評論提及日本城市學者對其政府收地過程的痛恨，足見引用海外例子之難。 相對於隨意引用海外例子以壯聲勢，源自本土的城市研究卻仍有待推廣。什麼是本土？菠蘿油和大牌檔是本土的，首置貸款如何影響結婚時程是本土的，寬頻推銷員的路邊攻略也是本土的。要處理香港的各種城市問題，毋須到六本木和清溪川，而該先從這些普羅大眾每天面對的社會過程出發。紮實地書寫立足本土的城市研究，就是對庶民生活的最大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