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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9日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新的一年來臨，世界政局卻由炮火聲開始。以色列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開始空襲加沙地帶，並且在一月三日發動地面攻擊，至今已有數以百計的死傷，世界和平彷似遙不可及。就在以軍空襲的前三天，著名國際政治學者亨廷頓教授與世長辭。如果亨廷頓仍然在生的話，他會如何理解當前的局勢呢？ 亨廷頓最為人認識的學術貢獻，就是他在一九九三年所寫的《文明衝突論》。隨著前蘇聯倒台，長達數十年的美蘇冷戰終於落幕。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鬥爭表面上是結束了，但是亨廷頓認為世界和平不會因此而降臨。他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會主導冷戰後的國際政治。 在《文明衝突論》裏面，亨廷頓把世界畫分為數個文化版塊，例如以歐美為首的西方文明，由亞拉伯世界主導的伊斯蘭文明，和由中國代表的中華文明。在亨廷頓的眼中，這些文化版塊之間的矛盾，就是歷史發展的來源。 亨廷頓的理論雖然一開始就受到很多質疑，但其影響力卻有增無減。尤其是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襲擊之後，以文化差異來解釋國際政治，就更受到建制的支持。例如美國的布殊政府就曾經不斷鼓吹，美國之所以受到恐怖襲擊，是因為襲擊者不認同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引用同一個觀點，也有評論聲稱現時的加沙危機其實是一場文明衝突。 這個觀點看起來好像相當合理，在學術界當中卻極受爭議。相對於文化差異，統治階層的利益衝突似乎更能解釋國際政治。例如波斯灣戰爭所代表的，並不是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而是石油利益的問題。沙特阿拉伯的人權標準和美國雖然極為不同，卻不見得美國會因此而拒絕從沙特阿拉伯進口石油。 過分的強調文化差異，便會蓋過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結構的問題。如果把現時的加沙危機理解為一場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便會看不到其他的深層問題。相對於宗教信仰，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憤怒，其實也來自長年累月體制上的不平等，和隨之而來的極端貧窮。 類似《文明衝突論》的說法在香港其實相當普遍，我們很喜歡為自己和鄰近地區的人貼上各式各樣的文化標籤，例如說香港的成功是基於香港人勤力和懂得零活變通的文化。我們有時又會把中國的各種問題歸咎於中華文化，說中華文化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甚至有所謂文化基因的說法。回看《文明衝突論》的各種爭議，這種過度簡化的想法未必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