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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4日 《一百萬零一夜》的3條難題 電影《一百萬零一夜》於奧斯卡獲得8項大獎，包括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這齣以印度為題的電影在香港大受歡迎，累積票房輕易已超過1500萬港元。窮小子變身百萬富翁的故事或許有點老套，當中的愛情線還要弱得過分，然而電影背後的各種爭議，尤其是電影是否販賣貧窮憐憫，卻是通識教學的上佳教材。 電影帶來的第一大爭議，是故事場景能否代表真實的印度？不少當地人認為電影把正與全球接軌的印度，描繪為落後和混亂的發展中國家，是西方帝國殖民獵奇心態的延伸。片中充滿警察無能和黑幫仇殺的情節，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故事改於中國發生，肯定已被憤青大罵為西方辱華的陰謀。 不過在個別的場景中，導演其實花了不少心思表達一個咖喱和神牛以外的印度。以電話中心的一幕為例，接線生要上課學習英國最新的娛樂花邊新聞，以便為英國的公司提供離岸客戶服務。如果觀眾對全球化下印度經濟轉型的理解不足，就未必聽懂當中的對白為何惹笑。電影當然也有很多毫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主角單靠兒時在泰姬陵欺騙遊客的日子，沒有可能學到一口正統英語。 但這始終是一齣電影，而不是一齣紀錄片，要求片中事事客觀真實未必合理。無論是從文學藝術還是社會科學去看，電影是否代表真實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誰的真實。例如主角母親的選角可能過於漂亮，但考慮到貧民窟的一幕其實是主角的回憶，則這位腦海中想像的母親必然漂亮。用同一角度去思考影片中的其他片段，則會發現整個真實與否的討論實是捉錯用神。 回到香港，許多舊區正面對巨大變遷，以致有說大牌檔和露天街市才是真正的香港，高級名牌連鎖店則沒有靈魂。引用上述的同一觀察，這種「真香港」和「假香港」的二分法同樣是命題錯誤。把焦點從是否真實轉移到誰的真實，是拾紙皮婆婆的真實還是雙失青年的真實，更有助釐清當中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電影的第二個爭議，是影片能否為貧民窟的居民發聲？主角兩兄弟兒時在火車上叫賣為生，展示了他們的庶民生命力。電影中沒有把有權勢者描述為好人，無論是黑幫老大還是電視主持也一樣各為己謀，談不上是為精英歌功頌德。電影讓世人關注貧民窟的問題，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不過主角最終還是要靠運氣致富，電影不斷強調命運的安排，似乎有違草根充權的理念，甚至比《少林足球》式的「只要努力就會成功」更為退步。有學者甚至把電影和印度的種姓制度相提並論，認為電影不單不能為低下階層說話，更奪去了他們的尊嚴。 貧民窟是貧窮的病徵而非病因，當精英壓迫低下階層，受壓迫者在建制的夾縫中動態游走，貧民窟才會出現。電影取景的孟買夏娃維貧民窟，筆者也曾在本欄談過當地的市區重建問題，和背後的政治含義(見2007年12月22日)。然而貧民窟所受的威脅，和由此而起的城市抗爭，電影卻幾乎沒有提及。 「底層能否說話」是後殖民研究中的大題目，不可能三言兩語說清。在香港近年眾多的城市爭端當中，受壓迫的邊緣人可以如何表達自己，需要更多的分析。筆者不敢在此妄下結論，只想借電影的爭議提出，無論是強調他們的苦况或是稱頌他們的勇敢，也必須審慎警覺。 欣賞電影是談城市研究的好方法，儘管導演的原意可能只是要說一個愛情神話。看罷圓滿結局然後感覺良好是容易的，以經典的文化批判鞭撻電影恐怕也是容易的。最後一條也是最困難的問題，並非《一百萬零一夜》有否假借窮人來自持正義，而是我們自己是否同樣有罪。這問題，筆者沒有最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