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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4日 區域化的政治經濟學 國務院於年初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各路人馬自此爭相解讀。一時間，這邊的專家說香港應提高國家意識主動配合，那邊的學者又說香港如不參與便會落入邊緣化的困境。筆者認為在討論如何加強粵港合作之前，應先搞清楚所謂的「城市群」並非單純的地理教科書專用名詞，而是由政治權力刻意經營的空間構造。 故事的開端，得從「競爭力」三字說起。自1990年代末以來，香港面對產業結構空洞的困局和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機的挑戰，政府於市場經濟中的角色起了轉變，數碼港和迪士尼等以硬件帶動經濟發展的計劃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內地的改革開放重構了中央與地方的權利和義務，無論是地方財政的自給自足或是城市領導的個人升遷都需要經濟建設來支持，城市發展的步伐也就愈來愈快。 如是者，城市政府務須從市政服務的提供者變身為城市發展的倡議者；倒垃圾和洗街不再只是為市民健康着想，更是要營造有利的營商環境。此一轉變，與歐美同期的城市企業主義互相適應；化身CEO的市長要把城市變得如企業一樣大講效益，城市之間的關係則比作企業之間的割喉競爭。在這些背景下，城市的競爭力才變得重要。 珠三角的獨有形勢，卻使這競爭力的論述生產出盤根錯節的政治和經濟脈絡。在一個「正常」的政治地理當中，作為省會的廣州理應成為區內的政治中心。然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和澳門均可「直通天庭」，沒有必要和廣州對唱。就算是在廣東省內，深圳和珠海既是經濟特區，也可以特事特辦的態度拒絕協作。即使沒有特殊政治地位的東莞，也因海外投資湧至而獲得並非直接來自中央的權力來源，大可擺出山高皇帝遠的姿態。競爭力的論述反映在現實的城際比併當中，如港口機場的競爭，在珠三角製造了嚴重的重複建設。 在這些前設下解讀《綱要》，則不難發現珠三角的區域化實為一項政治工程，目的在於重構區內的連結和對外的關係。熟悉改革開放歷史的讀者，該注意到這並非中央首次重塑珠三角的區域空間。從1985年的珠三角經濟開發區起算，何謂珠三角也最少出現了4個版本。當中空間尺度的建築和重構，誰能入局或誰被排除，從來都是政治關係的演繹。 這次各方都願意圍繞《綱要》起舞，背後其實又是競爭力的論述作祟。全球化對中國城市空間的整合，從單打獨鬥轉化成合縱連橫。珠三角各地的政府領導，都意識到他們需要區域化，以珠三角為一體再與長三角和環渤海競爭。後面的基本邏輯其實沒多少改變，只隨區域化而提升到另一層次。 筆者並不反對全球化和珠三角一體化，也不認為這過程只會對資本家有利。然而區域化既是一項政治工程，則其利益問題絕對不可忽略。競爭力論述的最大漏洞，在於城市始終不是企業，城市的董事、員工和顧客都是同一群人：老百姓。企業對提升競爭力的執著，在城市之間不一定適用。以廣深港高鐵為例，鐵路建設和新界村民的利益不一定必然矛盾，石崗菜園村的老婆婆不一定要搬走，政府應設法尋求雙贏方案。 區域化與政治尺度的建立，本應是相輔相成。歐洲一體化的同時，也有民選的歐洲議會為老百姓發聲，讓來自不同地區的議員合組新的政治聯盟。珠三角不是一個政治實體，一體化的影響雖然跨越疆界，老百姓卻難以跨界參與其建構過程，這點才最讓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