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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0日 人本重建無了期 筆者任教的中國發展研究課程，這年選了到四川作年度田野考察。最初課程主任提議到汶川去的時候，實在有點懷疑。畢竟許多香港學生嬌生慣養，到災區去恐怕只會為重建當局添煩添亂。幾經勞碌終於完成歸來，回想在四川的見聞所得，卻發現從災後重建去談中國發展的困難與希望，似乎又合適不過。 地勢險峻修橋築路難上加難蜀道難行，筆者對進汶川的道路崎嶇顛簸，倒是有心理準備。意想不到的，卻是花在堵車的時間。司機是羌族人，在汶川長大，按他的說法，從前在成都吃過早餐後出發，到了汶川還來得及吃午飯。這次我們早上七時許出發，結果將近下午四時才到達縣城。回來的車程也不容易，在縣城外的隧道就堵了兩個小時。因為擔心學生們困在沒有通風設備的隧道內會出狀况，結果整隊人拿着電筒徒步走出去，在隧道出口旁邊休息邊等待公路重開。 為什麼會堵車？地震摧毀了道路橋樑，固然是第一原因。溫家寶要求在震後第二天的晚上就要打通前往汶川的道路，大概是還未認識到當地的實際情况。 這兒兩旁都是千尺懸崖，中間則是洶湧的岷江河水，道路只能在其中僅有的空間通過。震後掩蓋路面的泥石流，別說叫官兵用徒手去挖，就算是用大型機器去開掘也難以搶通。震後一年，這條道路仍未搶通，重建隊伍寧願在河的另一邊修路取而代之。 沿着陡峭的峽谷而上，對面的舊路仍有許多被大石壓毀的汽車尚未清理；同學看河谷中斷裂的橋樑，想像地震當日的天崩地裂。新修的道路仍在施工，許多狹窄的彎路仍然有待擴闊，於是當局實行單雙日行車，逢單日只能進汶川，逢雙日則只能走。 雖然有此安排，卻仍然天天堵塞，只因路上的車實在太多，就算正常的道路也不能承受。今天的災區就像個超級工地，到處都見建築工人忙碌工作。要運送大量的物資進出去滿足工人和災民所需，臨時修建的公路當然就應付不了。堵在路上的貨車有的裝載鋼筋水泥，有的則是木材磚塊，好比一條建築物料的移動長城。 官方的重建時間表是「三年基本恢復、五年發展振興、十年全面小康」，不過在實地所見的重建速度卻遠遠要來得快。以汶川縣第一小學的重建為例，今年年初才破土動工，卻要趕及在九月的新學年使用。接待我們的威州鎮鎮長說，當地的學生現在都要異地就學，希望可以盡快讓他們回來上課。 要趕及這個時間表，建築地盤只得24小時開工。每天晚上，縣城兩旁的懸崖都被工地的燈光照得明亮，天上難以找到半點星光。建築工人每天輪班16 小時，加班費據說並不可觀。筆者本想趁主管介紹項目時離隊，在工地隨便找個工人求證一下；結果當然還是被另一名主管趕上，工人也就不願多談。 在這爭分奪秒的重建過程當中，還有什麼事情可能會被忽略？在一個剛剛動工的住宅工地當中，工程師除了強調他們如何能夠確保7 月1 日入伙之外，還說他們十分重視少數民族文化。他煞有介事地指出住宅的設計如何融入羌族的建築風格，同時又能達到抗震要求。我問了幾個同行的學生，沒有一個看得出設計圖中的六層住宅有何羌族特色。 但外觀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如何開展新的生活。從單層平房遷到多層樓宇，所改變的不單只是日常習慣和社區經營，更涉及工作和居住空間的分割，和必然的產業轉變。海外有許多重建戶拒絕上樓，就是因為他們不想失去作小生意的前園空地。這些重大的生活改變，必需要從當地人的處境出發。 設於成都市房地產交易中心的臨時災後重建展覽館，有數之不盡的規劃圖規和模型，介紹災區各條村落的重建方案。展館的工作人員滔滔不絕地介紹新建的村莊將會如何比舊的優勝，說會用鄉村旅遊來提高農民收入，又會派人教他們製作手工藝品擺賣。有學生忍不住問： 「這些方案有沒有諮詢過當地人的意見？」一如所料，這位笑容可掬的工作人員提供不了任何實在的答案。 筆者擔心社區參與的問題，是因為有太多出於善意的扶貧計劃，只出於專家想當然的良好願望，沒有考慮實質的社會環境，結果反而成為了當地人的負累。要興建一條村落相當容易，要理順當中的社會關係卻無比困難。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建築物的重建，而是生活脈絡的重建。然而要把這點融入到重建規劃當中，所需投放的時間是現行時間表所無法賦予。 趕指標爭第一「中國特色」未除宏觀來說，一個地方的貧困不一定是基於其自然條件，更常見是因為此地在整個政經結構當中所處的不利位置。看農村的貧窮問題，學者對中共建國以來的公共政策是否從農村向城市傾斜，有過相當熱烈的討論。在災後重建展覽館附近的成都城鄉建設規劃展覽館， 「現代城市與現代農村和諧共融」的標語放在正門，展覽內容卻完全避開城鄉不平等的政治問題。戶口問題？民工問題？ 回想學期初剛接觸這班學生時，給他們的第一條問題是「到底什麼是發展」，要學生多從社會民生的角度思考中國的發展問題，不要只看數字增長。發給他們討論的學術論文，多談公共政策的社會意義，質疑發展背後的利益問題。來到災後四川，卻見當局把重建當作技術問題來處理，以人為本的原則不知往何處去。 「三年基本恢復」的目標，在當地已變成了兩年限定完工，上下一心人定勝天；通往汶川的公路，限在地震一周年前雙線通車；建築工地的監督說新建小學的體育館會有個國際標準的籃球場，各種教學設施會比許多大城市的還要好。有四川大學的教授慨嘆，這種重建發展的模式其實「很不科學」。當然，地方政府趕指標爭第一的風氣，在中國並不止限於汶川。為了一時之快而遺留更多的問題給未來，在建國以來的例子也是數之不盡。只是這些「中國特色」，都剛好在這特殊的時間和空間放大。 筆者在汶川的時間很短，所看的可能有點片面，最少就沒有見過那個在廢墟中出來說要喝可樂的孩子。所遇上的，都是災後倖存下來的人；我們的司機親手把他的表弟從瓦礫中挖出來，我們的嚮導有四個舊同學死在映秀。筆者也相信，到災區吃苦的工程師、設計師和建築工人，都是出於使命感而參與重建工作。正正因此，他們和每一個四川人，都值得一個更好的重建。 本地的電視台近來都在趕拍災後一周年的特備節目，主題多環繞生還者悲天憫人的故事，或是豆腐渣工程的追擊。筆者僅以此文支持對災區的持續援助，並希望能帶出另一個人本的思考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