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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3日 中央與地方 矛盾千百年 香港記者於烏魯木齊採訪期間被武警毆打，新疆新聞辦卻反過來指摘記者有煽動鬧事之嫌，引來各界極大迥響。香港政界不分左中右，都把矛盾指向新疆政府的調查草率，要求中央政府介入。然而，把事件單純理解為地方政府自把自為，使中央政府陷入更大的困難，甚至把事件解讀為派系權鬥，恐怕是過度簡化。 地方政府不聽話，中央政府莫奈何，是中國歷史的老問題。回想歷史教科書解釋不同朝代衰落之因，要不是諸侯割據以致地方分裂，就是強幹弱枝以致地方凋敝，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不過史書卻從來不會把所有的責任放在地方官員之上，而多從整個政治結構出發，把問題歸結到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來源之上。 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質上就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大轉移。表面上，我們看到權力正在不斷下放，地方的勢力愈來愈大。古時有謂「山高皇帝遠」，今天卻已進化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人們常常說地方政府欺上暪下，工廠泄毒SARS肆虐固然不會上報，經濟增長甚至人口數字也可以是胡編出來。在許多人眼中，地方就是土匪，中央就是唯一能夠嚴懲他們的「青天大老爺」。 不過相對於咒罵地方胡作非為，和懇求中央出手嚴加整頓，思考上述現象的結構來源或者更有意義。學術上的分析，大多把沿頭指向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度。地方既要滿足各樣開支需求，只好自己想辦法創造收入。地方一方面沒有責任維護國家整體經濟平衡，同時又有大量誘因促進當地投資發展，周期性的全國經濟過熱也就是由此而來。 利字當前，中央與地方存有根本利益矛盾，兩者便展開一場又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例如中央三令五申不許地方亂搞開發區，規定設立面積大於某一限度的開發區需要上級審批。結果一如所料，地方出動化整為零，把大項目分拆為小項目來繞過中央的監管。要在這些例子中責怪地方是容易的，問題是遊戲規則本身由誰訂下來的。 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可參考煤礦問題為例。在本地傳媒的描述中，內地的不少地方政府都是鐵石心腸，視人命如草芥，遲遲不肯整頓那些工業安全和環保設施都不合格的非法小煤礦。誠然，地方官員以礦斂財的情况極為嚴重，但是如果當地人別有選擇，又怎會甘願走進死亡礦洞？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卻面對中央推陳出新的各種指標任務，地方不犯規又可以如何應付呢？在某些山區鄉鎮，甚至有民眾主動阻撓中央派人調查當地的煤礦事故，又是出於怎樣的社會環境？ 更值一提的，是有研究指出中央於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其實一直支持小煤礦為國家的快速工業發展提供廉價能源。只是到了礦難的社會和政治成本變得愈來愈大，和煤產過度影響到國營大型煤礦的銷路時，中央才忽然掉轉槍頭把小煤礦視為針對的目標。也就是說，中央要整頓小煤礦，只不過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出發。 說到這兒，把地方視為奸角，中央視為正派的想法無疑是過度簡化。當你修橋築路的能力和從中過河濕腳的機會都不再來自中央，而在於你能拉進多少外資的時候，不聽話便是一個合理結果。綜合來說，改革開放推倒了舊有的權力秩序，新的體制卻還未形成，混亂也就隨之而起。 權力如不再由中央而來，那麼地方應該向誰問責？回到這次新疆新聞辦的反應，我們可以設想受襲的如果是新疆本地的記者，這大概不會成為一單新聞，也不會有人追究新聞辦的傲慢。只有當受襲的是香港人，而香港人又期望香港政府對市民問責，現在那種香港要求中央介入的跨尺度政治才有可能發生。 如果新疆政府對新疆人負責，如果新疆有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則武警打記者的事情大可以在新疆解決，用不上香港和中央的干預。說到底，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之所以千百年來揮之不去，只因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都並非來自人民的。當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都歸於老百姓，一個公平公正、各方信服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才有可能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