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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6日 從塌樓慘劇到市區居住權 馬頭圍塌樓慘劇，再次引發都市貧窮和市區重建的討論。強制驗樓和降低拍賣門檻的報道一時滿佈報章的版面，市區重建的步伐勢必加快。舊區居民的生活環境固然需要迫切改善，不過在這即食新聞的時代，請容許筆者先重提三個月前的一則舊聞。 回說去年十月中旬，特首發表施政報告之後，社會對當時刺熱的樓市甚表關注。特首出席電台節目，有聽眾來電稱自己和伴侶均為專業人士，卻無法在港島區置業。社會輿論隨即升溫，擔心如果醫生和律師要置業也未能如己所願，普羅百姓又如何？與此同時，卻有論者稱新生代置業難是受「迷思」所困。只要他們不堅持以一個港島區的地址為榮，不以上一代的遊戲規則來當自己的成功指標，退一步即可海闊天空。 筆者記得很清楚，當時對此論調是相當反感的。筆者在新界的公共屋邨長大，三年前遷到港島西環居住，並不是為向上流動的自豪感，反而或多或少有為世所迫的成分。吾輩第四代人，大多沒有固定的工作和隨之而來的穩定晉升階梯。既非全職工作，也就沒有穩定的工作環境，就連一張像樣的辦公桌也欠奉；要爭取每一個工作機會，只好把自家睡房變成辦公室，然後二十四小時隨傳隨到去中環灣仔開會見客，實行做個「城市游擊隊」。換句話說，住址的選擇並非純粹一條個人收入和地址榮譽感的二元方程，而是一種空間生存策略的體現。試問如果家住元朗上水，又如何可以保持這種「空間機動性」？ 對於很多人來說，住在市區並不是一種生活品味的追求，而是無可奈何的結果。試想想，一個新移民單親媽媽帶着孩子，日間可能當酒樓的洗碗工，上班時孩子則托街坊或親戚照顧。對她來說，住在市區是唯一的選擇，因為她無論從時間或收入來說都不可能每天長途通勤。又試想想，我們會否忍心對着一個在灣仔住了半輩子，因為收樓而被迫遷的老伯伯，叫他搬到屯門元朗，用省下的錢來活得更充實、更精彩？ 面對市區樓價（無論是中半山豪宅還是深水埗套房）的暴升，豈可責怪未能負擔的大多數人。市區不是權貴的租界領地，我們必需正視市區居住權的問題。無論是初出茅廬的第四代人，或是因各種理由必需住在市區的勞苦大眾，都需要我們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如是者，我們又回到馬頭圍塌樓慘劇的討論。在這些舊式唐樓居住的市民，每天面對居所的環境，當然知道其優劣之處何在。他們住在這些舊式唐樓，何嘗不是另一種空間生存策略的體現？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舊式唐樓拆掉，但這只會使市區可供他們居住的地方變得更少。只要背後的需求仍在，這群人就會如擠氣球般從一處被迫走到另一處（如果氣球沒有因而爆破的話）。 塌樓慘劇引發了舊式唐樓問題的議論，然而我們真正要解決的卻是市區居住權的問題。舊式唐樓的安全只是其中一環，扶貧和社會保障同樣重要。而如果我們認同市區的生活模式應該多元混雜而非只得豪宅，則把舊式唐樓整片移平之後，或應規定新建項目必需預留部份地段作中低價發展；如何在市區增加公屋供應的問題，同樣必需正視。馬頭圍的塌樓意外是一場慘劇，然而在未有處理相對應的城市問題前便把加快重建的步伐，則恐怕會製造一場更大的悲劇。